從2003年4月起，中央企業工委與國家經貿委退出歷史，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應運作為一個國務院授權機構掛牌成立，190家中央企業成為國資委要管理的對象，門類眾多，原來的多頭管理，管人的不管事，管事的不管人，指標、利潤、稅收等等常常成為財政、稅務、中央企業工委等多個部門參與的職責不清的扯皮事。而央企本身則尾大不掉。這幾年中，國資委逐步統一事權與大部分人權，強化企業的管理，裁撤沒有核心業務、沒有規模效益與問題沉重的多家企業，使中央企業從數量上少了40多家，數十項重大管理規范與運作規程終于出臺，非常不易。但是中航油事件讓我們看到，央企的管理需要突破性的變革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市場國際化、管理現代化的需要。
第一，尊重國際市場規律與管理規范化，需要央企高管在經營過程中理性化，專業化。參與國際競爭不是由著性子胡來，更不是沒有專業知識的胡來。從陳久霖的經歷來看，充其量做過行政管理人員，在國際市場經營方面可以說是頭腦空空。陳久霖領導下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前半段歷史是幸運，后半段歷史是悲劇。陳久霖由幸運滋生大膽，由實際工作變成做秀的交際紅人，這一人生軌跡可以作為失敗的注腳。從來沒有不潛心鉆研業務的人、不精通本行的人能成功。業內有名言，“不熟不做”。陳久霖為什么敢賭，是憑經驗判斷，什么經驗，至多不過是國內市場的管理經驗，用這樣的人生經驗拿5.5億美金豪賭一場，損失的是巨額國有資產。整個過程中絲毫沒有尊重期貨、期權與衍生品市場的行業規律與風險控制的起碼規則。
市場開拓自有路徑?？v觀世界上成功與失敗的眾多企業，其成功的經驗無不與精通有關。你可以進入新行業，但你必須有進入新行業的精英人才，而且一個重要條件的是決策人必須對新介入的業務有較深入的研究。自已不在行，卻又魯莽決策，失敗幾乎是必然的。陳久霖所提倡的公司訓條為：“追求中國智慧與世界經驗的完美結合”，而所謂中國智慧就是押寶。就是運用《易經》里的“物極必反”原理。當陳久霖以為國際石油價格已經升到頂峰行將下跌的時候，中航油不僅沒有斬倉反而補倉，妄圖以賭來期待勝利，結果是油價連續攀升，虧損升額為巨虧無法挽回，這一案例的結果，不僅將自己送進了班房，連帶那個頭腦發熱、相信陳久霖豪賭能勝的莢長斌也一并送進了外國的班房，成了中央企業的一個破格的奇恥大辱。
第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信息與規范交易，應當遵從上市公司管理規則，包括塞班斯法案為代表的404條款。塞班斯法案對違規企業的高管做出了輕則罰款、重則牢獄的懲罰規定。
上市公司相關管理法則不能用中國的潛規則擺平。這對整個央企中上市公司而言，特別是對在海外上市公司而言，至關重要。
2004年以來，國際市場上對上市公司的完全披露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美國的針對上市公司財務和公司治理的Sarbanes-Oxley(塞班斯法案)就是代表，其基本原則為國際上所參照。國際資本市場監管嚴格，可以“逼娼為良”。然而中國的少數上市公司卻總是抱著僥幸的心理，總想做了不犯事，把賭博能力當成決斷能力，把僥幸當成機遇，把違規當成“能耐”。中國企業有個通俗的說法叫“擺平”。什么叫“擺平”？就是出了問題用關系、金錢與其它東西為代價,把非法的東西蒙成合法，把“罪”的東西說成“非罪”。近十年來，一些上市公司對“潛規則”是越學越精，然而卻是離市場經濟宗旨、離國際規則越來越遙遠。在中國，習慣做法是如果出了問題，填平了經濟窟窿就可以逃離被法辦的結果，或者將那頂烏紗帽作為交換，換得逃離法律制裁的自由，把法律的嚴肅性當成可以交換的產品。這一套用到國際市場上不管用。
中航油事件就是對這些上市公司的當頭棒喝。2004年12月17號，陳久霖被新加坡警方以涉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拘捕，此后是中航油財務主管林中山和非執行董事顧炎飛以及李永吉等4名高管相繼被捕，2005年6月8日，新加坡警方再次拘捕了中國航油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即兼任中航油(新加坡)董事長莢長斌。莢的特殊的雙重身份也未逃脫被拘的命運。被拘的根據在公司的行為不端，觸犯新加坡《公司法》第157條，未向董事會披露期權交易的MTM(指以市值計價)損失；觸犯新加坡《證券期貨法》第331條，未向新加坡交易所匯報期權交易的損失。另外，中航油集團在救助中航油的過程中，2004年10月20日通過德意志銀行出售15%股權的行為存在內幕交易。
第三，危機與風險管理是中國企業步入國際市場的重要一環。中航油事件告訴人們，國內的優秀企業離國際優秀企業相差甚遠。中國的國內市場是中國特定的計劃經濟余波加上不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政治經濟環境與國際市場不一樣。拿中國的經驗到國際市場去試水，如果不是研究透了國際市場的運行規則，別要拿中國的國有資產去冒險。中航油不是沒有風險管理制度，問題是所謂風險管理制度與一些國內企業的一樣，寫在紙上，掛在墻上，就是落實不到實際上。到了關鍵時刻，陳久霖一個人拍板，整個風險管理環節漏洞全部敞開。
而風險管理手冊上的期貨交易應當設立止損點，應當有多少人參加的團隊決策，以及決策的全部過程的程序化規范化。如果能夠嚴格團隊集體決策制度，嚴格執行止損點制度，那么輸贏就會控制在有限的范圍內。
還在即將出事之前，中航油集團總裁莢長斌在一次會議上介紹說，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已經聘請了世界上最大的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制定了《風險管理手冊》及《財務管理手冊》，明確規定了相應的審批程序和各級管理人員的權限，通過聯簽的方式降低資金使用的風險；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風險管理軟件系統將現貨、紙貨和期貨三者融在一起，全盤監控。另一方面建立三級風險防御機制，通過環環相扣、層層把關的三個制衡措施來強化公司的風險管理。”事實讓我們看到，中國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對風險控制缺少習慣，一旦事情到來時，科學模式棄之不用，又按老模式決策，辛苦建立的風險控機制形同虛設。
事實上，陳久霖與中航油集團均缺乏對金融衍生交易的充分知識體系，憑著個性與臉面豪賭市價與期貨間的差價進入拐點時間。陳久霖自稱要有膽識、經驗、見解，特別是悟性等各種因素，就能控制風險，結果一個人豪賭的結果賠光了中航油的巨大資產，也把自己送進了班房。
第四，企業用人制度需要跟進改革，與管理同步。用人制度與跟進的考核考評監控制度有著密切關聯。在中航油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中，陳久霖一人決定錄用了兩個交易員。他們分別是是澳大利亞人杰拉德·里格比(Gerard Rigby)和黎巴嫩人阿布達拉·卡瑪(Abdallah Kharma)。在給陳久霖發去簡歷不久，他們即被聘至中航油。據說陳久霖在杰拉德·里格取得顯著業績后十分得意，認為是慧眼識珠。有資料顯示，杰拉德·里格比(Gerard Rigby)來到公司后2002年創造了個人年贏利200多萬美元的記錄，2003年更是達到了548萬美元。按照經濟運行的規律，企業家們贏利有時就是機遇，遇上市場走俏時，企業不怎么努力也能成就蜚然?，F在來回顧那兩年的市場走勢，比較符合穩定的市場預期。資料介紹，陳憑著一種個人的信任聽任兩名交易員獨立操作，開頭還能不斷關注操作的進展與市場，后來就成了兩個外籍員工的個人自己的決斷。結果報贏的報告余音未落，巨虧問題已經出現，兩名交易員杰拉德·里格比和阿布達拉·卡瑪居然膽大妄為，在3個月內未經報告連續賣空石油期權200萬桶，因油價持續走高，虧損580萬美元。對人事的失察與管理，導致兩個外籍交易員懷揣異念，不經程序決策，持續賣空，成為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滑鐵盧。
第五，重大問題的處理時效值得商榷。這是中國企業的體制問題的癥結之一。古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國有體制的問題是，當一個重大問題出現時，按現行的人事制度，先得要觀察，調查，要有足夠的研究問題與分清責任時間。中航油問題，涉及到與國際交易的問題，涉及到損失與責任問題，但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時機耽誤與的問題損失誰來承擔的問題。什么叫力挽狂瀾？就是果斷地、利落地出手，止虧，重組，恢復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叵肫饋恚泻接褪录?，依據相關資料，在虧損還為1億多美金時，企業討論重組時出手遲緩，損失累次漸增。據媒體報道，事件的核心人物———新加坡公司原總裁陳久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透露了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詳情，讓人們了解到新加坡公司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團處理危機的幾個細節：“中航油集團2004年10月3日就開始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當時的賬面虧損為8000萬美元，如果那時集團決定斬倉，整個盤位的實際虧損可能不會超過1億美元。然而，集團領導大部分在休假。9日，新加坡公司正式向集團提出書面緊急請示。如果當時斬倉，實際虧損應為1.8億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團才召開黨政聯席會議進行研究?！币灾劣诤髞頁p失擴大為5.5億元，上升了200%。延誤的損失超過了直接責任損失，我們卻沒有對延誤責任進行重點追究。對中航油集團來說，延誤處置責任重大，理當有人承擔責任；對國資委來說，處理中航油集團的事件，直到2007年初才有明確的決定，雖然國資委雷厲風行查處從體制上來說已經前進了一大步，但是也來得晚了一些。國際市場容不得遷延拖拉的決策程序，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管理者，特別是國有上市公司的產權管理部門國資委來說，健全制度、強化效率、提高與國際接軌的管理質量，是一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事關長遠的重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