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石化上海石化擬建PX項目引發的環境焦慮，只是近年來“一式多份”同類案例中最新的一份。

業界看待此類案例，當然不乏對其訴求的理解和中肯評判，比如作為最主要行業共同體之一的中國化工學會，在其制作的PX科普專題宣傳冊上就有如下介紹：在認知誤區之外，對PX項目的“抵制”更是公眾多年來對工業粗放式發展帶來的環境、健康危害的不滿，反射著包括化工行業在內我國工業發展積聚深層次的重重問題，值得政府、企業及各個社會層面深刻反思。

令人疑惑和不解的是，“國內PX裝置本身沒有任何問題”這個表述，卻充當了公眾環境焦慮的“渲泄口”。

　　對PX誤解已近偏執

為什么偏偏是PX、而不是別的什么化學品?從公眾抵觸PX的第一天起，業界對其原因的探究就未停止過。深度探究的結果，導致一種設身處地式的換位、甚至再換位思考。

上海石化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治卿表示，上海石化現在運兩套、共83.5萬噸產能PX裝置，“這么多年，跟周邊一直相安無事”;此次設想中的新上項目受阻，原因盡管復雜，但換位思考，根本一條還是上海作為經濟發達地區，從民眾到地方政府，對經濟轉型至更高端、產業升級至更低碳的意愿更強烈;相對地，對重化工項目拉動GDP和就業的積極性則不如經濟欠發達地區高。這有其合理性。

可是再換位思考，中國當前PX對外依存的主要產地中，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同屬經濟發達、較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且它們的PX項目選址，并非坊間傳聞那樣“距離城市100公里以上”。據中國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副院長牟善軍介紹，“距離不是問題”，裝置能不能保證安全生產、環保生產，“這才是政府監管重點”。事實上，國外的PX裝置距離居民區，有的很近、有的很遠——日本橫濱廠跟居民區只隔一條馬路，新加坡裕廊石化區距市區10公里，韓國釜山廠距市中心40公里……但他們就沒有此類拒斥性群體事件。“難道說人家的環保理念、自我保護意識不如咱們?”這或可反照出，我們的抵觸具有相當的盲目性。

盲目性的另一例證是，只反PX，卻幾乎無視同一產業鏈上危險系數相當的石腦油、PTA、PET等。“總不能說咱們自建廠生產PX，再生產PTA、PET等，比進口PX再延伸到下游，更加危險吧?”

對原因的深度探究，甚至導向了原始的文本層面：PX中的X，代表了未知數，而“未知的東西易引發恐懼”是人之常情，這算不算PX偏執型誤解的一個誘因呢?

　　鄰避效應：挑戰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跟以往反PX一樣，鄰避效應，也是此次網民應激反應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說，“我知道PX沒問題，國家需要PX，但愛建哪建哪，就是別建在我家門口”。

牟善軍從專業角度闡釋了PX項目選址的原則。為什么是在廈門、大連、寧波、昆明、茂名?“實際上還是從生產、銷售、安全、環保角度統籌考慮的”。由此出發，王治卿也表示，新上PX項目，上海、寧波、南京“條件最好”，一是有現成裝置，二是上下游物料銜接便捷。

但這只解決了“為什么要建在你家門口”;至于“能不能建在你家門口”，問題顯然復雜得多。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曹鳳中一針見血指出，屢屢發生的PX風波從深層反映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的機制與體制軟肋。

他把此類環境群體性事件總結為“市場和政府雙重失靈”之下，政府、企業和公眾三方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反復博弈的過程。這在理念、制度和操作層面，的確對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戰。

事件背后的利益訴求非常復雜，除了公眾要求有更高的環境權和健康權外，有時還牽扯到征地拆遷、農業損失、勞資糾紛等問題，“環保只是充當了各種利益訴求的集中爆發點”。據了解，金山區迄今在上海房價最低，就被歸因于“有個石化產業園”。

不止一位業界資深人士直接指出，有跡象表明，事件背后不排除出于排他性市場競爭目的的利益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