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源保障不可推卸之責，有表里山河不能承受之痛。對山西，千鈞使命與切膚之痛并重，推動煤炭產業向“生態環保型”轉變勢在必行。如省委書記王儒林所說，這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必由之路、剛性需求，是各級黨委政府以及煤炭企業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群眾的責任。

山西生態欠賬并非朝夕形成，無論煤炭低迷時期還是剛剛過去的黃金十年，都付出了巨大代價。地下水位下降，“千泉之省”其實難副;林草遭到破壞，“風吹草低見牛羊”幾成追憶;甚至出現因煤炭開采而墻崩地裂的個例，舉村搬遷者有之。長時間、大規模、高強度、粗放式的煤炭開采，特別是開采后修復治理不到位，讓山西本就脆弱的生態不堪重負。

山西生態修復難畢其功于一役，為尋找經濟與生態的平衡之道，我省煤炭行業曾幾經煎熬，不惜壯士斷腕。生態修復的步伐且行且加力，沉陷區治理、土地復墾、林地恢復、地下水保護等等，有關生態修復的工程從未停歇。我省已先后三次大規模實施煤炭資源整合、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煤礦多、小、散、低的格局得以改變。

近幾年，我們時聞某地地下水位上漲，也屢見裸露荒山披上綠裝。但局部好轉難抵累年欠賬，山西總體生態形勢仍不容樂觀。我省噸煤破壞或影響地下水資源2.48立方米，開采沉陷面積數千平方公里，沉陷搬遷避讓治理資金投入需以百億元計……這些數據揪人心、發人省。排污量大、破壞性大、損失率高，生態修復欠賬多、難度大、成本高，山西煤炭產業還沒有走出生態困境。

經濟與生態協調同步實非易事，卻是不得不為之事。

快速發展總要付出代價，魚與熊掌兼得的捷徑難尋，否則也就不會有著名的庫茲涅茨曲線：發達國家曾無一例外遭遇過經濟發展與生態破壞伴生的困境。彼時，他們尚可向欠發達國家輸出高污染產業，轉嫁生態危機。而山西未能擺脫這魔咒般的曲線，生態問題更無轉嫁回旋的余地，唯有引以為戒，背水一戰，加快轉型。再者，我省煤炭資源儲量占全國近1/5，優質稀缺煤種全國占比近半。先不說難改全國能源基地的定位，試問山西經濟除了煤炭還能以何為基?不能脫離煤炭談生態,不能擺脫煤炭說發展。對于山西，“生態環保型”轉變本就是篇難做的命題文章。

有前車之鑒、有定位之囿，山西煤炭產業轉型還有當下之憂，省委書記王儒林稱之為“立體性”困擾。生態問題并非唯一存在，與政治、經濟、民生等諸多因素錯綜交織下，無疑脫困難度將會陡增。所幸，山西生態意識已覺醒，轉型已付諸行動。

山西煤炭產業的“生態環保型”轉變，既要理舊賬更要立新規。

理舊賬為輕裝上陣。經濟發展，必須為生態透支和群眾損失買單。理舊賬重在加大采煤沉陷區治理，實施礦區生態修復。按照規劃，我省到2020年基本解決采煤沉陷區受災群眾安居問題，并力爭提前。今后則要把沉陷區問題降到最低限度，“誰生產誰負責，誰開采誰治理，誰損壞誰搬遷”，把治理責任明確落實到煤炭生產企業和各級黨委、政府身上。企業要對礦區生態修復制定規劃，細化方案，確定目標，實施多模式修復。新辦礦業企業則實行土地復墾費預存制度，留足生態修復資金。

立新規防重蹈覆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再走，必須用制度保護生態。今后我省將嚴格實施“三個同步”，即所有新建煤炭項目的環保設施必須與項目主體同步設計、同步施工、同步投產。同時，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通過改革煤炭資源稅、價格形成機制，以及市場化手段，實現生態補償的制度化、規范化和法制化。

新常態下孕育著新機遇，能源革命提出了新命題。“六型”轉變，革命興煤就是時代場景轉換下的山西選擇。“生態環保型”作為“六型”轉變之一，順應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環境的期盼，關系全省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大局。各級黨委政府及煤炭企業當為此不遺余力，讓富饒山西、生態山西、美麗山西早日從愿景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