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剛才說節約能源，我的問題是，你有沒有看昨天晚上的電視新聞，其中提到中國的一個車展，你知道現在中國最熱門的汽車是什么？如果他們愛上大排量的汽車，那么即使我們在這里呼吁減少使用大排量的汽車，我們作為一個整體，有沒有節約能源，能不能節約能源？”

　　一位女士的提問在華盛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一個能源政策研討會激起一片會心微笑。

　　也是在這個研討會上，消費者的個人選擇與能源和環境政策的整體特性這對矛盾成為話題之一。

　　這不容易回答。比如接受提問的演講者就只能再次強調存在這一對矛盾，并且，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將能源政策與氣候政策結合起來”，其另一方面的內容，就是將每個國家的努力與國際社會的合作結合起來。

　　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只有一街之隔的另外一個同樣著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下設約翰·L·桑頓中國中心，其中一位研究員Erica Downs專門研究中國能源問題。這天上午，我就把前面提到的問題擺在她面前。

　　她說她更愿意從中國能源領域目前面臨的最迫切挑戰說起，而答案就是怎樣才能滿足中國日益增長的能源需求，并且是以節約、提高能效以及環境友好的方式進行。

　　中國不可能繼續沿著過去的能源消費模式繼續走下去，她說，尤其在過去五六年，中國經濟呈現高能耗的特征，這樣下去難免遇到兩大阻力，一是資源限制，二是環境污染，比如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都是具有全球性質的問題。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總共只有那么多的能源，總共只有那么大的環境，她說。

　　也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前面引述的問題很有道理，因為每一個國家的能源問題都將具有全球意義，不單是這個國家自己的問題。

　　不過，她同時強調，無論美國或中國，或其他國家，批評對方做得不夠，甚至以此給自己未能及時采取措施找借口，對于解決問題沒有幫助。如同上述研討會的插曲那樣，美國消費者會說，中國消費者不應該開大排量汽車，不然美國消費者少開大排量汽車就沒有意義，在美國節約下來的能源其實只是轉移到中國進行消費，并沒有節約，或者中國人說他們的人均能源消耗量還不夠美國人的零頭，要節約能源也應該從美國人做起……這樣的爭論只能浪費時間，她說，還不止這樣，實際上這樣拖延下去也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實際上，對于能源問題，還有與此相關的環境問題，兩國同樣存在激勵，那就是希望阻止情況惡化，她說。

　　那么，對于中國的能源問題，首先該從哪里做起？比如最近兩三年由于國際油價上漲而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的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從1990年代到現在，好像還是不能到位。

　　Erica Downs的回答跟中國許多專家差不多，認為只能逐步推進。并且，她強調，要做好心理準備，因為這一改革不太可能做到人人都滿意，卻又不能不做。

　　比如2005年發生的燃油短缺現象，南方尤為嚴重，已經讓大家意識到國際油價和國內油價存在差價，因此石油公司更愿意將成品油出口，而不是內銷。

　　與此同時，燃油短缺也可以拿來演示價格控制政策可能帶來一些與初衷相反的結果。比如，她說，通過價格控制，將油價定在相對低廉的水平，似乎有助于原本沒有經濟實力使用燃油的人成為燃油消費者。但價格控制政策必然引起燃油短缺，而為了爭奪短缺的燃油，歸根到底還是要花費金錢，結果，首先受害的還是這些我們希望幫助的人，因為他們的經濟實力比較弱，不太容易承受燃油短缺造成的沖擊。換言之，價格控制政策原本打算幫助的人，很有可能首先成為受害者。

　　這讓我想起最近兩年看到的官方統計數據，比如今年春天的燃油短缺導致海南的香蕉種植者無法將香蕉運出外省，偏偏在他們的生意經里，海南市場不是重點，重點在于賣到外省，賣一個好價錢，現在卻一籌莫展。

　　只是現在中國還要面對通貨膨脹的壓力，估計還不是進一步推動成品油定價機制改革的時候，Erica Downs補充道。

　　到底什么時候才合適？我說，并不否認之前看過很多評論，說的是我們一再錯過機會，直到現在國際油價突破三位數大關。

　　理想的狀況，她說，當然是在低通脹和低國際油價同時具備的時候進行，只不過誰也不知道這樣的機會幾時還會再來。

　　這恐怕也是能源與環境領域許多問題的根源所在：現在看來都很明白，偏偏當時沒有意識到，錯過了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