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內經濟高速發展的背后，也伴隨著高能源消耗，污染和碳排放等環境問題。由于中國人口密度大，環境污染所帶來的負外部性更為嚴重。而化石能源燃燒造成的碳排放被認為是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

近年來，為了應對化石能源消耗所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碳排放，中國政府積極推進能源低碳清潔的轉型。一方面，通過補貼和政策扶持，推動光伏、風電、核電和電動汽車等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政府對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進行了限制。針對水泥、平板玻璃等高耗能產業也都制定了不同程度的淘汰落后產能方案。同時，通過環保督查巡視等手段，給地方政府施加很大的壓力，迫使落后產能退出市場。

不可回避的是，中國能源低碳轉型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存在著諸多問題。首先，隨著清潔能源的發展，其補貼負擔也越來越重。目前的補貼政策不具備可持續性。補貼的來源一是電力的交叉補貼，二是財政的轉移支付。但是，交叉補貼會提升整體電價水平，損害制造業的競爭力。而財政轉移支付，其來源最終也是消費者，且政府在使用財政收入時還可能出現“無謂損失”。過重的財政補貼負擔要么壓縮民生支出，要么加重企業負擔。

其次，低碳清潔轉型應該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目前中國的人均資本存量與生產力發展水平還相對較低，而資本存量增長離不開能源消耗，就是說能源需求在未來還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西方國家的發展經歷顯示，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快速的資本積累往往會伴隨著較高的能源需求增速，對于大國而言尤其是如此，不切合實際的轉型目標和方式將推升能源成本而阻礙順利轉型。因此，采取什么樣的能源轉型策略需要進行科學的合理評估。環境污染是區域性的，而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技術進步往往都具有外溢的作用，中國清潔能源技術的進步也會受益全球。

筆者認為，順利實現能源低碳清潔轉型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問題：一是需要平衡經濟增長、能源需求與清潔轉型之間的關系。現階段中國的經濟增長離不開能源消耗的增加。執行轉型政策應該根據經濟運行狀態進行動態調整。能源轉型應該是一種順應經濟周期的行為，即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時候，轉型的速度可以快些。而當經濟處于下行周期，轉型的速度可以適當放慢。

二是能源清潔轉型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因此轉型應該是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平衡。很多時候，能源轉型的成本通過交叉補貼直接傳導給終端，而并不是由財政支出來承擔。在這種情況下，政策制定者可能對能源轉型帶來的成本變化不敏感。但轉型的成本最終還是要由整個社會來承擔的，并對經濟發展造成影響。

三是能源清潔轉型需要有利的外部條件配合。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通過積極參與全球產業分工，迅速發展了自身的制造業。最近幾年全球化開始出現退坡。短期的外部環境惡化可能需要中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對沖外部壓力，而積極財政政策的主要途徑之一是擴大政府基礎設施開支。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的能源強度很大，也將大幅度推升能源需求。

四是目前能源轉型的政策主要是圍繞減少煤炭消費來進行的。這主要是因為每提供一單位的能量，煤炭所排放的污染物和碳排放量要遠高于其它能源品種。無論從資源稟賦和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還是從能源安全的角度，煤炭未來很長時間內都將是主導能源，因此需要充分理解和把握“減煤”的難度，不能過于樂觀。

筆者認為，要應對能源低碳清潔轉型的困難，可以采取以下手段：首先，目前中國還不需要將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區分考慮。污染物排放是區域性的，對民眾的健康造成直接的威脅，是目前政策著力的重點。由于中國的清潔轉型主要圍繞減煤，因此減少污染物排放和減少碳排放是一致的。包括鼓勵清潔能源和電動汽車發展，以及大力發展軌道交通等手段來提升環境質量。

其次，應該制定更為科學的轉型方案。對于能源轉型的路徑和方式，需要進行經濟性的權衡。在進行轉型時，需要從整體的社會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對不同轉型方式進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確定最優的轉型路徑。

最后，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推進能源轉型。清潔能源技術進步的好處是全球性的，不可能存在某個國家完全長久壟斷某種能源技術的情況。當前應加強國際合作，共同推動清潔能源技術的發展與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