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地講，中國發展新能源一點都沒有急躁。以太陽能光伏發電為例，中國2020年的目標是2000萬千瓦，而歐洲是4億千瓦，美國是3.5億千瓦，甚至印度的目標都是2000萬千瓦。
原定于去年12月16日在港上市的華能新能源發布公告，暫時不進行全球發售。盡管華能新能源表示，市場波動是擱置上市計劃的原因，但有報道稱，市場認購積極性不高才是實情。被看好的新能源并沒有在資本市場上得到同樣的認可。
2011年作為“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注定將是不平凡的一年。從去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可以清晰地嗅到，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是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而對于能源結構的調整，發展新能源，不僅是中國的出路，也是國際的共識。
不可否認的是，新能源領域蓄勢待發；同樣不可忽視的是，中國百姓對新能源在中國的發展路徑還抱有懷疑。
正處于自由競爭階段
公眾對于新能源的質疑，很多時候緣于現實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我國風電裝機總容量為1220萬千瓦，相比并網總容量的894萬千瓦，意味著至少有近28%的已建風電設備被閑置。
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表示，風電設備裝機完備卻沒有投入運營，這不能叫閑置，這是風力發電的特點。風電有三種統計方式：一是裝機容量；二是并網總量；三是運營，即電力公司開始購電，計算電量。目前處于一個可再生能源發電和電網接入的磨合時期、協調時期，許多規章制度和政策還不完善，這需要一個過程。
他向記者介紹了國外的狀況：“以光伏發電為例，在國外直接由電力公司管理，業主想投資光伏電站，需要向電力公司申請，直接就搭上了關系。而我國的電站建設和電力公司沒有銜接起來，電價和電網運營不是一個體系，政策補貼上網電價是由國家物價部門管，而非電力公司。這是體制和政策決定的，是國情。只能是在發展中解決，這不是風力發電本身的缺陷，是體制的缺陷。”
地方政府對發展新能源“一哄而上”，強行“跨躍式”發展，也是公眾詬病最多的地方。而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產能過剩。雖然國家層面多次發出警示，也規定了準入的門檻，但效果并不理想。
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告訴記者，地方急著上馬新能源項目的根源是中央下了很多硬性的指標，比如轉變發展方式、節能減排、提高科技的貢獻率等等，地方政府要發展GDP，找了半天，都看準了這個產業。
孟憲淦對此有同樣的看法。他說，“國家級的基地目前就有一百多個，地方級的幾百多個。大家都認定了這個市場前景，其實歸根結底，還是目前中國的投資出路太少了。
不過，孟憲淦認為對此不必過分擔心：“目前就是自由發展階段，市場需要充分競爭，優勝劣汰。據了解，目前中國前10家設備制造商就控制了85%的市場份額，最終市場會通過兼并、收購實現整合，行政干涉反而不利于市場的優化。”
核心技術是短板
公眾對新能源的擔憂，還緣于這個產業市場在外、原料在外，更要命的是核心技術在外。國家能源局副局長吳吟用三個關鍵詞解讀“十二五”規劃建議中的能源政策：“節能”、“低碳”、“變革”，而這三者的實現，背后都必須有技術作為支撐。
林伯強向記者坦言，中國發展新能源，核心技術確實是瓶頸，目前中國新能源發展快，是設備上馬快，而在前期的核心技術研發和后期的利用這兩大塊，無疑是滯后的。
“核心技術這塊是我們發展新能源做得最差的一塊。歐美的發展模式是搞研發賣技術，我們目前是‘打工的’，高價進口別人的關鍵技術、裝備和生產線，低價出口產品。”孟憲淦說。
目前中國從事新能源方面的研究機構很多，都屬于企業，尚德、英利都有自己的研究機構，然而卻沒有一個國家級的新能源研究所。“國家總投入的研究經費目前并不少，但都分散給了小的研究機構，發揮不了大的作用。”孟憲淦說。
研究機構隸屬于企業，會有創新的動力，但同時相伴的問題是，研究成果難免要以企業利益為重。孟憲淦表示，目前的科研是一個怪圈。企業有了大的盈利，才會投資科研。但國家要考慮到全社會的推廣，要把價格壓低，限制企業“淘金”。由此，企業靠壓低價格贏得市場，維持簡單的再生產，離掌握核心技術還有很長的距離。優勝劣汰，讓產業集中到幾個集團，研發能力才會有所增強。
“不能全盤否定設備上馬快，試想如果只有幾家企業、冷冷清清地在生產，中國的風力產業不可能達到目前這個水平。”孟憲淦解釋道，“中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差也是普遍的問題，不光是新能源的問題。像所有行業一樣，對于技術，還是先引進和吸收，然后創新和發展。”
不是選擇問題是速度問題
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頒布后，中國進入開發新能源的快車道。數據顯示，過去5年，國家在新能源方面的投資增長率為年均144.3%，2009年投資達346億美元，占世界第一。
“中國發展新能源，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速度的問題。”林伯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如是說。
2009年《能源藍皮書》的數據顯示，中國煤炭的剩余儲量保證度不足100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230年；中國石油[11.12 0.91%]的剩余儲量保證度是15年，而世界平均水平是45年；中國天然氣的剩余儲量保證度是30年，世界平均水平是61年。解決能源動力問題，發展新能源無疑是中國的出路。
“國家規劃，到‘十二五’末期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由70%下降為63%，在2020年再從63%降到58%左右，到2030年煤炭的占比仍在50%以上，國際輿論減排的壓力之下，實現‘低碳’，只能調整能源結構，首先要發展水電、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其次要大力發展核電。”孟憲淦接受記者采訪時一再強調，節能和減排是中國未來需要同時面對的課題。
孟憲淦給記者形象地算了“一筆賬”：目前，我國的GDP總量與日本相當，但能耗是日本的4.6倍。中國目前的經濟總量大概是美國的1/3—1/4左右，如果通過發展新能源，中國把能耗降到日本的水平，那就等于，當中國發展為美國的經濟實力時，中國仍是現在的能耗量。那對中國來說，將是不可估量的效益。
“十二五”目標仍趨保守
在中國新能源的發展路徑上，《可再生能源法》的頒布是一劑強心藥。以風電為例，短短幾年，中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 的風電市場，也是全球最大的風力發電機組生產基地。“在2010年，風能行業60萬名從業人員平均每30分鐘就安裝一臺機組，而每三臺安裝好的機組里，就有一臺在中國。”綠色和平國際可再生能源總監SvenTeske形象地描繪了新能源在中國的發展速度。
不少人形容中國的新能源是“一日千里”。孟憲淦并不這樣認為：“客觀地講，中國發展新能源一點都沒有急躁，以太陽能光伏發電為例，中國2020年的目標是2000萬千瓦，歐洲是4億千瓦，美國是3.5億千瓦，日本3000萬千瓦，甚至印度的目標都是2000萬千瓦，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提出2000萬千瓦的目標，相比之下，很多專家都認為是保守的目標。”
“十二五”規劃提出設想，預計2015年將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從目前的9%提升到11%。為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達15%的目標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40%-45%的目標打好基礎。
孟憲淦同樣認為這樣的目標是相對保守的，“歐洲的規劃是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達到30%，2030年達到60%，到2050年全部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另外，我們人均能源消費少得可憐，而且目前都是火力發電為主，已經落后國際水平很遠了。”
孟憲淦解釋說，當前條件下新能源的發展主要依靠政策扶持，發展速度與政府有多少錢相適應，目前確定的總量目標在不少業內人看來是趨于保守，也是考慮到國家的財政投入。
新能源的開局之路
孟憲淦說，2011年對于新能源產業來說，其實是兩個開局：一個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另一個是戰略新興產業的開端。戰略產業就意味著這將是國家長遠要發展的全局產業，而新興產業意味著有很多機會，也有很多不完善。
“新能源及其制造業發展被賦予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這是最大的機遇。”中國社會科學院能源經濟研究室副主任朱彤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對于新能源如何走好開局之路，有三件事需要做好：一是解決核心技術；二是完善產業鏈，比如太陽電池，多晶硅的技術問題、質量問題、污染問題，產業鏈都需要完備；三是完善配套設施，包括上網的問題、監測的問題、售后的問題都需要做好。”孟憲淦說。
林伯強認為，首先是要有序發展，在研發、設備和運營三個層面上做到有序，解決目前設備上馬太快，產能過剩，利用滯后的局面；其次是要可持續發展，讓企業盈利，進而有能力做科研，攻克核心技術，形成良性循環的產業鏈；再次是多元化發展，讓民企有可能進入，實現使用的最小成本，只有民企進入，才能真正知道新能源產業的底線。
而在孟憲淦看來，10年之后，即2020年平價上網之后，即是民營資本大展手腳的時候。民企經營管理體制更靈活，市場嗅覺更敏銳，大舉進入，必然會帶來成本的降低，也必然將惠及普通百姓。
他說，目前這個階段國企會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方面是因為新能源產業還屬于一個投入的階段，國企的實力雄厚，能夠把整個產業的架子做起來；另一方面是國家政策要求，國家電力公司購電必須收購固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從邏輯上，既然必須購進，國企就不如自己發展。
朱彤認為，目前新能源還沒有與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競爭的成本優勢，各國新能源發展主要依賴國家政策補貼，因此，盡快降低新能源生產成本，減少對政府補貼的依賴是關鍵。此外，新能源發電上網與電網改造之間缺乏協調也是一個重要障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