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十二五”政府還會強調能源價格改革，但是，過去和現在的能源價格改革經驗，使得我們無法把握政府的改革決心和力度。目前能源行業矛盾和發展的許多問題，最終似乎都可以歸結為能源價格問題。因此，“十二五”的能源行業發展，需要確實的、實質性的能源價格改革。

    理論上說，能源價格是能源市場最重要的要素。如果能源價格包含了外部因素，競爭性定價機制將是能源資源優化配置的最有效途徑。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市場決定價格，價格引導投資的道理。由于政府計劃的局限性，行政定價下的能源市場不可能有效。當然，這不等于能源市場不需要政府了，各種外部因素如環境、政府的社會職能、不可再生資源的耗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壟斷的能源成本的確定以及合理收益的必要性等，都需要政府干預和支持。關鍵的理解是，政府干預能源價格不是政府定價，而是政府在市場價格的基礎上進行有目標的干預，包括稅收和補貼。

    政府定價和能源國企“捆”在一起，使得能源價格問題復雜化了。政府定價會導致能源國企承擔社會責任（虧損生產），如果國企需要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能，能源成本就會混亂。這種情況下，能源價格如何形成，連業界人士都不會很清楚，老百姓一定不明其理，他們會認為能源行業收入較高，而對每一次價格上調都不會理解，都覺得吃虧。

    公眾會常常以企業是否已經到了非漲價而無法運營的點作為提高價格的依據，而不是市場的供需和能源稀缺；甚至認為到了這一步，能源企業也應該從自身分配機制的改革入手，不能把生產成本的增加全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就是說，不透明的能源行政定價盡管初衷是為了保障社會穩定，實質上卻影響了社會和諧。

    所有的人都希望有比較低的能源價格。但是，目前有限的國企競爭本身不會解決效率問題，而可能放大了效率問題。與國際同行相比，我們能源行業效率相對比較低，主要問題在價格機制上。能源企業承擔政府職能會導致降低效率。對于政府來說，也因為能源企業承擔了政府職能，而無法將他們具體同國際同行水平相比較，他們的效率也無法客觀衡量。我們更為擔心的是，對于能源企業來說，可能不會注重依靠改善管理、技術創新、提供優質服務來提高贏利，而把贏利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公眾和政府的價格“博弈”上。

    加強能源行業競爭需要更多的民營加入。能源價格改革也是能源行業多元化的必要條件。就能源行業來說，打破壟斷是相對的 除了有些屬于自然壟斷，還有能源安全，所以只能在一定范圍內引入競爭。在目前國企一家獨大和價格政府控制的情況下，能源投資放開還不足以吸引民營進入。例如，電力發電側已經對外資和民營開放了２０多年，我們不但沒有看見外資和民營的大量進入，而且看到他們變現退出。原因之一在于，當能源價格持續上漲時，政府定價不能為能源行業提供一個相對確定的商業運行環境，能源價格調價滯后的最先犧牲者必然是民營企業。只要政府愿意，國企是可以虧損的，資金鏈也不會斷的。鼓勵民營進入能源行業的關鍵恰恰就是政企分開，避免能源企業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能，還有透明的市場定價機制。

    目前政府定價實質上是要求民營和國企一樣承擔政府的社會職能，是不合理的。對于民營來說，做一個守法、關注環境和貧困的企業，就是一個具有社會責任心的企業。要求民營承擔政府對能源的社會補貼，除了會帶來經營的不確定性，有時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問題，這是阻礙民營進入能源行業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個全部國有的能源行業的壞處，教科書上已經說得很明白。民營進入對于能源行業的可持續有重要意義，除了優化產權結構，在行業內部形成多元產權主體競爭的格局，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競爭能力。

    緩慢的能源價格改革是有社會成本的。能源是一種商品，消費者應當按其供應成本和消費量付費，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道理，但是能源企業的國企和壟斷，政府的行政定價使其復雜化了。目前的低能源價格政策導致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長和能源效率相對低下，能源改革和提價是必須的，是為了提高能源效率。但是，漲價是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只要能源價格是政府控制的，就常會被理解為政府在漲價而不是市場漲價。每次政府改革提價都受到公眾的質疑，如果演變為多方“博弈”，政府就會被考驗是站在哪一邊。在目前的能源價格人為壓低的情況下，無論好日子和壞日子，能源價格只能一路上行，那么，政府很難向公眾解釋能源價格為什么一路上漲，漲多少才會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