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中美兩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潛力巨大，共同利益遠多于分歧。中美都是全球能源生產和消費大國，面臨著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等人類共同的挑戰。但是，中美國情不同，處于不同的歷史和經濟發展階段。因此，雙方在節能減排方面需要承擔不同的責任。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能效等方面還存在不小的差距。從美國方面來看，如何將核能、煤的清潔利用等先進技術推廣到中國，進而轉化為經濟利潤則顯得至關重要。可以說，中美之間的這種互補使得雙方在智能電網、頁巖氣、煤層氣開發、煤的清潔利用和先進核能等領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廣闊。目前，兩國合作正不斷加強，中美雙方也都同意在節能、發展可再生能源、發展核能、增加碳匯等方面加強務實的合作。　　
　　
　　清華大學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何建坤：我認為中美雙方在新能源領域的合作應該從幾個層面來推進。第一，加強中美聯合技術研究和開發，特別是雙方研究機構、大學在前瞻性技術領域的合作研發，以引導世界先進技術的發展方向。第二，加強雙方的產、學、研合作，開展先進技術的示范和產業化推廣。第三，加強企業之間的合作，推動技術產業化的應用和技術轉讓。　　

　　總體來講，美國在能源領域的技術比中國要超前，我們在眾多領域有從美國引進技術的需求。比如煤炭發電的IGCC技術、大型燃氣輪機技術、先進的核能技術等。　　

　　從發達國家轉讓到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技術，在那里本土化并得到推廣后，會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我有一個設想——能不能把這種減排量作為一種減排信貸，并將其中的一部分貸給技術提供方。技術提供方可以用這種信貸去碳市場換取資金，然后用碳的信貸補償轉讓技術費用。這樣，既降低了發展中國家財政上的壓力，又使得發達國家的企業能夠在技術轉移上得到應有的回報。這種把原本基于項目的清潔發展機制擴展到基于技術的清潔發展機制，可以促進全球的能源技術轉移，從而加速實現全球的減排目標。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袁鵬：在清潔能源與新能源領域，涉及到很多高科技技術，短時間內美國不太可能在技術轉讓上有所松動。　　

　　技術轉讓在實際操作層面要復雜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軍民技術很難有嚴格的區分。例如，波音飛機的雷達系統，以及核利用等相關技術，就很難分得清何為軍事、何為民用。即便從政府層面不限制民用清潔能源技術轉讓，但從公司角度來講，各種各樣的商業競爭還是會給技術轉讓帶來阻礙。　

　　中美清潔能源技術合作雙贏的結果是美國在高技術出口上有所松動，中國則在碳減排上有所讓步。　　
　　
　　美國商務部部長駱家輝:如果中國企業家想買清潔能源相關技術——例如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技術，在出口這些產品和服務方面，美國沒有貿易壁壘。　　

　　美國實施對華貿易限制的產品涉及軍事設備以及一些非常敏感的、可用于軍事用途的材料。而美國國會在這些材料的出口方面控制得非常嚴格，不僅是對華出口，對全世界范圍的出口都有控制。而如果是在清潔能源領域，無論是能效技術、風能技術還是能幫企業提高工作效率的軟件，以及節水、節電方面的技術，都沒有任何對中國的限制。美國也非常歡迎來自中國的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