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如泉，教授級高級經(jīng)濟師，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國際部綜合處處長，國際能源戰(zhàn)略學者。出版《感悟石油》《“一帶一路”話石油》《戰(zhàn)略十年》等著作，發(fā)表關于海外投資與跨國經(jīng)營各類文章超百篇。

今年3月，沙特和伊朗這兩個全球石油生產大國的高層接連到訪中國，頻繁與中國高層會談，并與中國企業(yè)高層接觸，簽署合同額高達數(shù)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貿易與投資合同。

自美國因頁巖油氣產量爆發(fā)式增長而重返全球第一大產油國、產氣國寶座后，中東產油大國就把目光瞄準了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全球最大且最具潛力的油氣消費市場。除了供需關系、資源與市場等經(jīng)濟因素使然，其中的“石油政治”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無獨有偶，過去10年，中國的跨國石油公司持續(xù)布局海外，進一步加大在重點油氣富集區(qū)的投資與貿易，而中東在過去10年一直是中國企業(yè)油氣投資和貿易的“高地”。特別是2008年伊拉克戰(zhàn)爭后，以及2015年美國和歐洲放松對伊朗的制裁后，中國石油央企在中東地區(qū)的投資和運營可謂舉世矚目。比如中國石油在伊拉克、伊朗和阿聯(lián)酋，中國石化在沙特和伊朗，中國海油在伊拉克等都是教科書級的跨國經(jīng)營案例。

中東石油政治對中國跨國企業(yè)在當?shù)氐耐顿Y有影響嗎？這兩者之間如何互動？歷史上，美國和歐洲跨國石油企業(yè)在中東的投資與石油政治之間有著怎樣的關聯(lián)？

　　接著再問三個問題

第一，一種說法是跨國石油公司是國家政治的一個工具,比如，沙特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在沙特的投資與運行，實際上是為了維系美國和沙特之間的“特殊關系”。其背后的邏輯是美國與沙特先達成了一種默契和聯(lián)盟，而阿美公司只不過是去踐行、維持這種聯(lián)盟，即國家在先、企業(yè)在后。

而另一種說法是因為企業(yè)在某一重要產油區(qū)有重大利益，所以國家要保護企業(yè)的利益，比如當年BP石油公司在伊朗，先是BP在伊朗有大量的投資與石油利益，而該利益逐步上升為英國的國家利益，使得英國在上世紀50年代不斷出面保護BP的利益免遭伊朗國有化運動的損失(盡管后來未成功)，也就是說企業(yè)在先、國家在后。那么，在石油政治中，國家與企業(yè)的利益如何互動，到底誰在前誰在后？如果沒有固定的范式，那么什么情況下，國家在前？什么情況下國家在后？

第二，從經(jīng)濟學理論來說，對于沙特、伊拉克、委內瑞拉、俄羅斯、伊朗等此類石油生產和出口大國而言，其財政收入的50%左右(有的甚至高達90%以上)要依賴石油出口，只有按照經(jīng)濟規(guī)律來管理石油，石油收入才會確保該國的長期發(fā)展和穩(wěn)定。而產油國也會把石油當作政治工具和“武器”，比如1973年阿拉伯石油生產國對美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實施的“石油禁運”。

照此情況，產油國把石油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是一種常態(tài)嗎？有一種觀點認為，越是依賴石油出口的國家，越要避免把石油作為一種政治工具，一旦石油被“政治化”，其實對該國的經(jīng)濟是很不利的，相當于產油國“自廢武功”。對于產油國而言，石油與政治掛鉤的邊界在哪里？

第三，在石油政治(制裁與反制裁，禁運與反禁運)里面，產油國和消費國到底誰更脆弱？大部分業(yè)內人士認為消費國更脆弱，因此總擔心能源安全的問題，特別在油氣儲量較少的亞洲地區(qū)，能源安全問題被有意無意地放大了。

因此在過去至少20年，東亞國家(特別是中、日、韓)總為“亞洲溢價”所困，總是付出更多的代價進口油氣。然而，從歷史上看，實際上產油國更脆弱，因為歷史上大多數(shù)石油制裁都是發(fā)達的消費國對產油國施加的。看看美國對產油國發(fā)起的制裁就知道了。過去20年，美國維持了對伊朗的制裁，發(fā)起了對伊拉克、俄羅斯、委內瑞拉、蘇丹、緬甸等產油(氣)國的制裁，那么到底誰更脆弱？

　　試圖從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著作中找答案

描述跨國公司與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的書籍以西方學者的著作居多，中國學者開始從事跨國公司與國際關系的研究也就是近15年才有，而專門研究石油政治與跨國石油公司關系的專著并不多。石油工業(yè)出版社在2005年前后曾組織人力翻譯“國際能源大視角叢書”，共6本，但大多是西方石油記者或大學教授對一些石油政治事件的描述和“喜聞樂見”“加油添醋”式的解讀，很少有從機制、模式、理論的角度加以論證。

以下是清泉認為在跨國公司與國際政治(或跨國石油公司與石油政治)方面，比較有說服力和影響力的著作。

第一、首推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所著的《跨國公司與美國霸權》。本書雖然是1975年出版，但至今依然是研究跨國公司與國際政治的經(jīng)典之作。該書的核心命題是跨國公司擴張是美國國家實力擴張的結果，研究美國跨國公司必須考慮國家實力因素。吉爾平認為，美國在歐洲和全球的政治地位為美國的跨國公司向歐洲和全世界擴張奠定了基礎，反過來，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也為鞏固美國實力提供了資金和技術的支撐。

另外，在跨國石油公司與石油政治上，吉爾平也有深入的解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來，美國的政策一直是鼓勵美國石油公司海外擴張。這些跨國公司擁有的資源被用來開發(fā)國外的能源。短期來看，這些努力為西方經(jīng)濟體創(chuàng)造了一種充足而又廉價的能源供給，尤其為美國掙回來外國利潤。但是長期來看，美國開始嘗到了苦頭，這一戰(zhàn)略基本是一種失誤。由于忽視發(fā)展國內的替代能源，美國及其盟友面對阿拉伯產油國的抵制時非常脆弱。美國為應對這類危險，出臺了一項遲來的戰(zhàn)略——獨立能源計劃。這一計劃在新能源方面投入大規(guī)模的研發(fā)，以此實現(xiàn)更高的能源自給自足率。而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美國國內所需的巨額能源投資規(guī)模將抑制美國資本的流出。

第二，美國國際關系學者小約瑟夫·奈在其《理解全球沖突與合作——理論與歷史》一書中，對1973年以來的國際石油機制有過深入描述。在他看來，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國際石油機制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轉折點發(fā)生在1973年。1973年之前，國際石油機制的主要特征表現(xiàn)為與歐美和日本等西方重點石油消費國政府密切相關的、以石油“七姊妹”為代表的“私人壟斷”。

1973年以后，石油生產國開始“實質性”崛起，開始決定石油產量水平，從而極大地影響了石油價格，石油價格不再由發(fā)達的消費國市場決定，權力和財富發(fā)生了從發(fā)達國家到發(fā)展中國家大轉移。如何從深層次進一步解釋國際石油機制在1973年的重大轉變？約瑟夫·奈先生給出了3個原因，總體的均勢(Balance ofpower)、石油問題上的均勢、國際制度本身的變化。

第三，中國學者黃河所著的《跨國公司與當代國際關系》。黃河在書中指出，跨國石油公司之所以對國際政治產生影響，歸納起來大體有3個主要原因,一是國際政治與能源安全關系極為密切，當今國際政治中，油氣的作用日益增長，出現(xiàn)了世界主要大國為控制油氣而公開對抗的新格局。

二是經(jīng)營“黑色黃金”生意始終是企業(yè)家活動中最有利可圖的方式之一，石油投資與貿易對參與“石油外交”所有國家的對外政策均產生重要影響。比如，由于利比亞發(fā)現(xiàn)了大油田，才得以從一個落后的部落式國家成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有著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才敢于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視為自己對外政策的主要對手。

三是在“石油因素”對國際政治一系列主要影響方面，“習慣勢力”仍然發(fā)揮著巨大作用。在世界上能夠保持政策連續(xù)性的大多數(shù)國家中，“石油外交”是政府政策和大石油公司兩者行為相結合的產物。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連續(xù)性保證了該國一些大石油公司參與政府的決策。

第四是英國著名國際關系學者蘇珊·斯特蘭奇所著的《國家與市場》一書。斯特蘭奇指出，在國際社會里主要存在著兩種權力：聯(lián)系性權力和結構性權力。所謂聯(lián)系性權力是傳統(tǒng)權力，也就是甲方靠權力迫使乙方去做或許他本來不想干的事，這種權力體現(xiàn)在對事情過程或結果的控制力上。

而結構性權力，斯特蘭奇解釋說，是“形成和決定各種政治經(jīng)濟機構的權力”“各國及其政治機構、經(jīng)濟企業(yè)、科學家和專業(yè)人士都不得不在這個結構里活動”。通俗地說，結構性權力是決定辦事方式、方法的權力。

斯特蘭奇強調，石油政治和石油權力屬于結構性權力。她以石油公司的資源國(產油國)為例對此進行了解釋：西方大石油公司擁有油氣勘探開發(fā)生產的技術、管理和資金，產油國擁有資源。只有產油國向外國石油公司提供開采特權(許可證)時，外國石油公司才能生產。作為回報，跨國石油公司必須向產油國繳納包括礦區(qū)使用費(Royalty)在內的各種稅費。而產油國在獲得各種稅費(石油收入)的同時，其國家政治也就受到了跨國石油公司的影響和制約。只有當產油國也掌握了跨國石油公司所擁有的技術和管理手段后，才能對跨國公司在生產、金融(信貸)、技術、管理上的結構性權力提出挑戰(zhàn)。反之，產油國就要吃大虧。20世紀50~60年代，伊朗、印尼趕走西方大石油公司，都付出了高得驚人的經(jīng)濟代價，而且時隔不久又不得不把被自己攆走的公司請回來。(清泉：這一案例的列舉欠準確，西方大石油公司重新回來，有著母國(英國、美國)在背后撐腰，對產油國施壓甚至是武力干預的成分，屬于聯(lián)系性權力)

　　小結與啟示

跨國石油公司在海外從事投資與貿易，在做企業(yè)的同時，還須“講政治”。所謂“講政治”和做企業(yè)的平衡，實際上就是如何處理好政治與經(jīng)濟的關系，也就是如何處理好財富與權力的關系。過于追求權力，有時會“死的很慘”，有些企業(yè)“不小心”干預了當?shù)氐恼危涞帽划a油國政府驅逐甚至沒收資產的悲慘下場。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按照市場規(guī)律做企業(yè)的公司，被產油國政府收拾的事件也不勝枚舉，大石油公司往往與政治脫不了干系。

進入21世紀，國際石油政治需要考量的因素更為多元。清泉特別認可斯特蘭奇提出的“石油權力屬于結構性權力”這一論斷。當前，石油政治至少包括這幾個行為體：產油國、消費國、過境國、跨國石油公司、國際石油組織(如IEA和OPEC等)以及與能源相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NGO)。如果要為上述幾個行為體構建一種“結構性體系”，重中之重是要關注產油國和跨國公司(及其母國)的關系。

如何構建一種模式能把上述行為體都框進去，并能夠解釋(或部分解釋)近20年來的國際石油政治事件和案例，則是我們這一代石油學者的使命。期望中國的石油學者能夠為之做出理論上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