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費是國家宏觀政策調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石油行業稅費既是國家籌集財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也是促進石油資源開發、石油終端節約利用的調控工具。未來稅費如何調整，需要考慮當前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更需要考慮我國石油戰略屬性與發展定位。

各國石油戰略屬性因國而異

石油屬于戰略物資，石油出口大國與石油進口大國，石油的戰略屬性存在顯著差異。

在石油出口大國中，石油作為國民經濟支柱的戰略屬性凸顯。歐佩克成員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國石油資源豐富、開采成本低、原油開采行業利潤豐厚，政府通過原油開采、原油出口等環節較高的稅費來分配石油財富，維持國民經濟運行，石油租金占GDP的比重達到20%~60%；石油消費環節稅費則相對較少。例如，2018年科威特、伊拉克等國石油租金超過當年財政收入，俄羅斯石油出口關稅和開采稅占到油價的60%~65%，石油出口大國國內汽油價格均低于0.66美元/升，消費環節稅費占比不足10%。

在石油進口大國中，石油作為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能源屬性凸顯。法國、德國、日本等國石油資源匱乏，石油對外依存度高，石油外匯支出規模大，石油安全面臨一定風險。石油進口國主要通過開征消費稅、增值稅等消費環節稅費，提高石油使用成本，達到節約用油、降低石油在經濟運行中的比重等目標。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EA)數據，2017年法國、德國、日本汽油終端價格分別為1.554美元/升、1.55美元/升、1.233美元/升，消費稅和增值稅占比分別為63.9%、63.6%和48.3%。

我國石油戰略屬性因時而異

我國是石油生產大國，石油產量由改革開放初期的年產1.04億噸上漲到2018年的1.9億噸，增長近1倍。同期，石油消費量由9130萬噸增長到6.28億噸。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由石油出口大國轉向石油進口大國，石油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屬性也相應發生變化。

改革開放初期，石油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石油單井日產量高達30噸左右，開采成本較低，利潤較豐富，石油租金占GDP比重的10%~14%；石油出口為國家換取了寶貴的外匯收入。隨著1993年我國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原油出口換外匯逐漸成為歷史；1994年1月1日開征汽油消費稅，開始從消費環節鼓勵節約用油。

隨著石油工業深化發展和改革開放的穩步推進，石油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基礎能源屬性顯現。當前，國內原油開采由“稀井高產”轉向“多井低產”，開采成本大幅提升，單井日產量降至2噸左右，石油租金占GDP的比重降至1%以下；國內石油已難以承擔經濟支柱作用，石油的戰略屬性更多地體現在國民經濟運行的基礎能源方面。改革開放40年間，國內石油生產在國民經濟中的定位也由國民經濟發展的經濟支柱轉變為國家石油安全的基礎保障。

石油戰略屬性轉變決定稅費改革方向

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進口國，石油進口超過4億噸、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0%。在中美戰略博弈背景下，石油安全已成為威脅我國經濟社會安全運行的重要方面。我國作為世界石油生產和消費大國，加大國內石油勘探開發力度、降低國內石油需求強度成為保障國家石油安全的現實選擇。

加大國內石油勘探開發力度，增強國內基礎保障能力，需要減石油開采稅費助生產。我國石油勘探開發面臨戰略接替領域準備不足、老油田進入開發后期、新油田以低品位儲量為主等問題，在加大勘探開發投入、強化科技攻關力度的同時，適度調減開采環節資源稅、增值稅等稅費負擔，鼓勵風險勘探，減緩“特高含水、特高采出程度”雙特高老油田遞減，助力低品位資源規模效益開發是實現國內石油產量止跌回升的重要舉措。

努力提高石油利用效率，減低經濟發展對石油的依賴，需要增加石油消費稅費促節約。石油具備商品屬性，石油終端價格的高低影響人均石油消費峰值的高低。2017年美國汽油消費環節稅費不足西歐國家的20%，終端價格為西歐國家的40%~65%，美國人均石油消費量接近西歐國家的2倍。當前，我國已出臺汽油、柴油、煤油、燃料油等多個油品的消費稅，石油終端消費環節稅費包括消費稅、增值稅、城市建設和教育附加等。初步估算，我國汽油終端價格中稅費占比35%~40%，高于美國20%的水平，低于西歐國家60%的水平。

展望未來，石油相關稅費的調節方向不是一成不變的，會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國內石油生產與消費狀況、石油在國民經濟中的戰略屬性變化而變化。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即石油稅費調整服務于國家總體戰略、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服務于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大局永遠不變。

（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